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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承寬與王大閎兩棟住宅的啟示

 我親歷兩棟的重要戰後住宅,分別是紀錄在李承寬作品集中的HausPenck與王大閎先生設計建國南路自宅複刻。這兩棟房子一在德國斯圖加特,另一在台北,看似相差很遠,卻有若干共同點。兩位設計者分別出生於1915、1917年的中國,家庭都非常富裕,兒時都在江南水鄉成長(不互相認識),之後各別留學於德、英美學習建築。一個受教於Hans Poelzig、且受Hans Scharoun與Hugo Harring的影響,一個研究所時受教於Walter Gropius且受 Mies van der Rohe影響。老師都是德國人,受了德國建築啟蒙,特別是歐陸戰後黃金二十年代新建築(NeuesBauen的中文譯)的精神。兩人都接受最前衛的建築教育,在對抗新古典主義背景下,李在歐陸親歷,王則在美國遇見受納粹迫害流亡的德國老師。

 
我把這兩棟住宅放在一起比較,主要我發現其存在共通點,兩位不約而同地嘗試把東西文化揉在一起,用理性的西方建築訓練表達中國的園林空間,且完全看不到古典元素。兩位都是新建築的擁護者,而李的線條自由,王的理性幾何。兩位設計熱愛表達傳統與現代的碰撞,且都非濫情鄉愁的東方人,而是致力於轉換東方要素,去裝飾,凸顯東方人獨特轉譯的設計方法。
 
HausPenck完成於1957年,位於斯圖加特南邊小鎮坡地環境,坡屋頂,分為上下兩個住宅單元,底層作為出租(德國社會住宅政策鼓勵),雖稱為底層實質是地下室,巧妙利用坡地地形創造明亮的地下室空間。李擅用現代方式呈現東方的園林”動態空間”,西方人尤為之著迷。閱讀其平面略艱澀難懂,因為夾層設計得搭配剖面(李習慣把平剖面畫在同一張圖),另外德國人畫樓梯上下方式略微不同。從面前道路抬高約2米後進入一層,進入門廳後分為兩個入口,各自進入地下與上層單元,皆以夾層方式相互連接!。從玄關走進火爐旁的起居室,上半層來到客廳連接大玻璃外的庭園,再上半層來到二樓的書房臥室區。往地下室走去來到原設計中的起居室,再下半層來到臥室,地下室採光出奇地好。
 
我在現場體會到圖面呈現不出的”尺度”,最低的地方約1.9米,最高的是挑空地方,縮放與轉折之間造成戲劇性的空間張力。夾層關係串聯彼此成一體(李稱之為宇宙),個體又各自獨立存在,空間轉譯為個體與宇宙的關係。李作品為非格子系統,因此空間呈現多點透視與非幾何開窗,不同於中國園林中,聯繫戶外庭園,內外流動串聯成一氣,李稱之為充滿動能的生活空間,親臨現場感動不已。林東憲解釋說:這是李先生作品中層次最簡單的(因規模小),這說法是對比另一個作品(Haus Straub Senior)。如同孫全文老師拜訪過位於Stetten李先生的自宅兼工作室,留下來的都是文字或照片,都走進去才能理解。李作品中的多點透視技巧,尺度、節奏巧妙,都不是照片所容易呈現的,只得再輔以錄影紀錄說明。
 
王大閎自宅完成於1953物質缺乏的年代。原設計作為單身住宅,平面非常”密斯”,簡單到讓人以為單調,這是厲害之處。從圍牆大門走到房子門,把人拉到兩片高牆互夾的路徑,幾乎到底才進入房子內部,路徑作為沈澱器。轉進入房子看到的一片大紅色櫥櫃,再轉看到餐桌椅,以及前面的大片落地門,一縮一放,再轉折對景到大片黑色落地門,再延伸到戶外,乾淨俐落且戲劇性,也是園林的手法。牆面砌磚加上白華帶點粗曠(柯布),搭配空間中簡約的傢俱、沙發、桌椅、燈具等元素,所有擺設恰到好處偏執得也非常”密斯”,落地門打開後內外流動連成一氣。轉折後再進主臥室,像苦行僧般的一張床,對應一個圓月橫拉窗,外面對應婆娑的竹子。基地面積約200M2,平面約8*8米,景觀庭園相對很大,這是王崇尚自然的生活態度,王用乾淨且Minimum的盒子,平屋頂,表現流動,用簡單表現豐富。王大閎:「中國建築神秘感很重要,中國建築與庭園的設計,往往善於使用「內造牆」、「外造牆」,讓你一眼看不透,一進再一進…」。讓我聯想到的是1927 Weissenhof白色院落年代,一系列作品表達歐陸新建築的意義,王先生留下一個可以對應那個時代的作品,個人感到非常神奇。
 
兩棟房子型態差異頗大,一個平面自由,一個幾何嚴謹,都有密斯“流動性“串連空間的技巧,重視內與外空間的關係。李先生1937年大學畢業時,為了謀職而與密斯晤面暢談,密斯正準備出亡美國,李仰慕且確實受密斯影響。李後來工作於夏隆工作室,因此自由度更高,擺脫形式。兩位設計者傢俱擺設的哲學不同亦可以看出差異。王傢俱擺設非常密斯,結婚後他太太應該會為那張床瘋掉,傢俱怎麼擺不是為生活,而是表現精神,王把住宅當藝術品。王後來在公共建築以折衷表現,可以想像他的困窘,處於政治指導內外夾攻下的台灣,妥協於政治正確,出現裝飾性的設計如外交部等。但從加上大帽子的國父紀念館設計,卻又看到王先生對新建築探索的不妥協。
 
HausPenck在60年後來由一位在地建築系老師Heller接手,他介紹自宅時,還不忘問如果李還在,會喜歡他著手修正?林東憲回覆是的!李設計更重視當中生活的人,建築應隨著時間而改變,人會老去世代交替,李設計哲學存在著時間軸,再加上人,即李提及的第五度空間。李先生的設計有溫度。相對王先生設計的自宅是給人精神體驗的,不是給人住的。王的密斯精神極致,於Fransworth house和屋主吵得非常不愉快,後來住宅成了博物館。夏隆和業主(HausSchmike)保持友善關係,影響了李,這是兩位建築哲學不一樣所在。
 
王的同學PhilipJason比較像商人,把歐陸發生之新建築稱為現代主義(作為引導走向後現代的藉口),彷彿白色、方盒子、平屋頂僅為對應古典的另一種形式,而形式會退流行。李和王的作品致力於表現東方特色,且師承脈絡關係明確,及傳承自黃金二十年代,即所謂1920年代戰後的德國到1933包浩斯結束一段豐富的歷史,葛羅培斯、密斯、夏隆、Bruno Taut、Mendelsohn等百家爭鳴,與本質探討的新建築(NeuesBauen的中文譯),影響力未曾逝去。
 
另外,引用孫全文老師”李承寬與台灣的追隨者”文章裡的一段話”…李承寬的經歷及建築上的成就,不比王大閎與貝聿銘遜色。王大閎成為戰後台灣第一代建築界的領航者。李承寬於60年代成為德國頗負盛名的建築師。但由於戰後和夏龍一起留在戰敗的德國,一直被西方建築史家所忽略。直到1970年,斯圖加特大學的JürgenJoedicke所寫的《1945年以後的建築》(Architecture Since 1945)出版以前,在國際上以及台灣,無人知曉李承寬這個名字。至於約迪克(Joedicke)教授為何在他的書中推舉李承寬,也不是偶然的。…”
 
李執業時間多在德國,王在台灣,各有不同的約束與焦慮,他們後來的命運也大不同。李身為一位華人在歐陸挑戰很大,卻留下大量精彩住宅作品,且陸續被列為文化資產保護中,但台灣對他認識卻有限,1990前後在台灣的教學不是很順暢,後來默默回柏林已過世。王先生在台灣發揮受束縛,幾次重要比圖失利後轉變,顯然焦慮在傳統與現代兩難之間,晚期更彷彿失去鬥志妥協了,逐漸引退。但後人很幸福的可以看到王自宅的再現。李在台灣留下兩棟後人得以尋幽的作品,都隱藏在南投。
 
外記,2015年12月和林東憲的德國行,參觀ifa(德國涉外文化交流協會)為李先生半的作品巡迴展,過程得以進入HausPenck參觀乃出於偶然,因承諾Heller先生照片、錄影不公開,猶豫下紀錄遲了兩年,只得借用李先生在作品集”新建築之意義”中照片,輔以文字說明。閱讀李作品若沒有導讀,很容易就閱讀趨形式,看圖也易頭昏腦脹。透過導讀,比較能抓到精髓。當時另一個李經典作品OpenFlat at Eduard-Pfeiffer-Str(由林東憲學生進入),視日後有無另一個紀錄誕生的可能?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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